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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斯发电机组: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三)
发布时间:2012-5-21  【关闭窗口】

  董志凯

  ——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

  在新形势下调整产业结构,不等于减少投资力度,而是要改变投资结构。我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乏投资资金,而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在过度的土地投机上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甚至是倒行逆施。

  

  

  过去30年内,我国是世界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型领域,集中在增加产能上,巨大的产能投资必须要转型。面对以上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大调整、大变革的态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投资政策与投资结构变动,做出以下调整。

  

  一、在投资主体结构方面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

  在“十二五”期间,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竞争性行业会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政策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作用是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这里强调的是控制。例如房地产业中具有控制性的为保障房和公租房,商品房则属于竞争性行业。目前房地产行业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宾馆、度假村排名前20位的大半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进入到竞争性行业以后,国有企业就无法显示其国有企业的本质,跟风涨价,追逐利润,跟其他企业没有区别。而在战略性产业和重大项目领域,我国要办的事情非常多,都需要巨大投资。

  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国务院就先后推出了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信、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这些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民营企业实际仍然很难进入垄断行业。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已经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

  在此背景下,产业资本不约而同地涌向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在浙江形成了大企业造房、小企业炒房的独特现象,供求两端合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急速膨胀,成为房价持续攀升的又一推手。目前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的则只有41个。此外,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例非常低。有统计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教育中占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11.8,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

  “民间投资36条”具有特殊性和突破性。一是对打破垄断行业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例如,“民间投资36条”出台之前,村镇银行寥寥无几,没人搞。大银行搞村镇银行没有积极性,而民间想搞村镇银行,又无法成为大股东。“民间投资36条”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二是限制国有企业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充分进入其优势行业和项目。“民间投资36条”明文规定,民间资本可控股国有企业,这也是一个突破。引导民间资本向下沉,不是沉到地下钱庄,而是沉到地面上。我国的就业问题,老百姓的收入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虽然我国整体强大已经显现,但是民间依然很贫穷,所以一定要把“富民”摆在前面,而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富民”的关键途径。

  目前我国大量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由于成本压力、劳资矛盾等问题,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业的困难比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是快刀斩乱麻。而现在是慢刀割肉。这个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中小企业困境导致很多企业家将资金转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等产业,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只有给中小企业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改善中小企业生存条件,员工的收入水平才会提高,我们的富民政策才会落实。因此,“民间投资36条”对民富国强具有战略意义,要尽快落实,才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在产业投资结构方面,加大对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

  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产品导向,提供各种产品,而忽视了与产品相对应的服务,服务革命的核心是服务导向的服务创新。服务创新同样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7。我国第三产业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了第二产业。主要由于交通通讯业投资力度大。但是作为现代服务业,投资力度和发展水平差距均很大。影响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也使就业岗位不足。“服务革命”是一个大趋势,孕育着大量的发展、创新和就业机遇。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上落后了欧美200年,在信息化上刚刚挤上了车,这次若能抓住服务革命的机遇,在服务创新上有所作为,细化深化社会大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上趟出一条路来。

  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中央和地方的产业促进政策的推动下,“十二五”期间,科研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必将加快。如加快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能源利用模式影响下的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

  又如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将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我国农作物种业进入市场只有10年时间,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不少,产学研相结合不紧密、育种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化水平不高、供种保障能力不强,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种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构建由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担保体系和政府引导构成的完备高效的融资体系,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多渠道解决新兴产业企业融资难题。

  国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大城市,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趋缓,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产业结构都实现了“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后,还应抓住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契机,增强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形成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在区域投资结构上加大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的力度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加之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加剧的影响,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刻不容缓。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产业发展空间较大。

  在此背景下,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和重要任务。这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2011年1-5月,东、中、西三大区域投资增速较为强劲,分别为22.95%、28.27%和31.79%,较上月分别加快0.4、1.1和0.7个百分点,呈现出稳步加速态势。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快于东部,投资空间格局继续优化。

  

  四、对装备制造业投资中加大对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的投资力度

  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5、德国的5.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与GE、西门子(微博)、丰田等世界顶级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已经入选世界500强的少数制造企业主要是从规模上达到了世界级企业的标准,若以品牌、技术、管理、盈利水平等综合指标来衡量则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尚有巨大差距。

  在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多依赖进口,如作为制造业“发动机”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机的控制设备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因此,中国制造业投资应该在国际分工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这两个环节寻求突破,掌握这两个环节的隐含性知识和技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提升制造企业对本土市场的有效控制力。

  

  五、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财政投资

  国内进入发达阶段的大城市,近年来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在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但与世界城市相比差距还较大。今后,在继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还应构建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低收入人群享有有保障的生活,中等收入人群享有舒适便利的生活,高收入人群享有世界城市的高品质生活,着力打造“和谐都市”。

  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增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更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斜。

  

  六、多方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

  根据中国首支商业地产高和投资基金联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对内蒙、陕西、山西、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调研,目前房地产在民间资产配置中占比近80。这种结构必须得到改变。要多方引导包括民间资本、储蓄资金、社会闲散资金、侨资外资等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中去。为此,要继续在铁路、盐业等垄断行业实施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职能分离,推进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电力行业在电力输、配分开等方面的改革;继续促进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在形成强化竞争市场格局方面的改革,扩大社会资金的市场准入。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将投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换结合起来。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因篇幅关系,文中相关文献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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